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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李锐通信 李南央给胡耀邦信

 
李南央/李锐通信 李南央给胡耀邦信
 
1978年4月21日,李南央给父亲李锐信
 
爸爸:你好!
  最后一次见到你已是十一年前的事了;最后一次叫爸爸,更不知过去了多少个年头。
  这十一年,虽然没有再见过你,但却重新认识了你:你从我小时候的爸爸,到后来的反党分子,到今天再一次称呼你爸爸,我们的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也经历了非一般青年所能经历的一切。
  记得十一年前你留给我们的信中说,一定要好好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大姑向我介绍了你这十一年不平凡的经历。我相信你不是革命的叛徒、人民的敌人,你一定会渴求再次投入到为祖国奋斗的行列中去,只是不知道是否还允许给你这样的机会。一个人哪有不犯错误?只是犯错误后,既有善意的批判,也有恶意的为保全自己而诬陷别人的诽谤。我相信你有在这种诽谤中极冤屈的一面。但是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会给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以新生和信任。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你也许不再梦想孩子们中会有人再叫你爸爸,可我就是在工人们中间,在工厂艰苦劳动的磨练中,懂得了许许多多过去认为是真理,而现在看来是绝对谬误的东西。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又怎能不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这变化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林彪的灭亡、“四人帮”的垮台、贺龙等许多老帅的惨死以及总理去世后,我们在山沟里听到天安门事件那难忘的夜晚……
  我渐渐变了,从一个天真烂漫、被人愚弄的傻青年,成为一个真正有了根基的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狗崽子”的帽子很少离开我的头顶,这使我一次次想到你头上那顶“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也想起你留给我们的信及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我感到人们多么不理解我们这些人的衷肠啊!无情的帽子扣起来多么容易,但却不顾它是怎样摧残着一个向往革命的人的身心,损害着革命事业。
  我没有因为自己的不白之冤而痛恨你这个造成我不幸的父亲,反而使我认清造成我痛苦的是那些貌似革命,实则破坏革命的混蛋!并促使我渐渐产生了思念爸爸的感情。我今天叫你爸爸,也许又会有被那些极“左”分子斗争的一天。但是现在我可不怕了,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些年,你与亲人们不通消息,精神上的痛苦我是能想象的。我有时想到你尚且难过,更何况你孤身一人,又无人信任,无人关心。如果你的问题有一天能得到解决,哪怕不能解决,但是允许你自由行动,自寻安度晚年的地方,你一定到我——你的女儿这里来。我和林卫东已商量好,一定要使你的晚年有欢乐,有幸福。我们不寻求什么辉煌的前程,只求做个正直的、真的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也要对得起自己的好亲人。
盼信!
小妹
(1978)四月二十一日
 
1978年5月15日,李锐给女儿李南央信
小妹,我的亲爱的女儿:
  由于大姑姑通风报信,已有精神准备;但你的来信(并两张照片),仍使我这个历经沧桑、年逾花甲的人,不胜天伦深情。自学作旧诗以来,每遇感情激动时,贯以觅句吟诗代安眠药,使之平服,今天连这也失败了!信第一遍还未看完,就泪眼模糊。又断续看了三遍,躺在靠椅上,口占如下绝句之后,仍止不住眼泪:火山爆发逊于斯,我女书来独坐时;闻唤爸爸泉泪涌,悠悠别后廿年思。
  六九年在北京北郊那间寂静的日守一榻的房中,想到你正是高中毕业,有一天哼过这样四句(前几日写告大姑姑了):小妹今年可下乡?不知战斗在何方。此身竟使孩儿累,何事方之(比方之意)心更伤!你这十来年的遭遇,我这个不肖的父亲只能作些大致的猜想;至于“狗崽子”的具体处境,种种难堪,也真怕去多想。我的好女儿,你所经受的非凡锻炼,你的思想认识的如此提高(应当说飞跃即质变),当然同你本人的努力,即可称为深思善断有关;不过最根本的,正如你自己所说,还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的教育,同翻天覆地的巨变分不开。你的经历确非这个时期一般红卫兵的经历,而是更艰难、更复杂、更需要作出独立思考的经历。尤其要独立于自己最亲近的人——妈妈、哥哥和妹妹,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此,对你的这个质变,作怎样高的估价都是可以的。
  近二十年来,我跟个人的欢乐完全绝缘(如消灭“四人帮”的欢乐,我也是与普天之下同享的)。我的好女儿,这个使你十年受累的爸爸,非常非常感谢你。感谢你对我的认识、感情与关怀,也感谢我还不相识的你的“好半”(good half 英语夫妻的互称)。关于我自己的情况,暂时只能这样简告:庐山犯错误近二十年来,我一直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错误,在各种困难的环境经受了考验。关于被捕与开除党籍两个历史问题,仍在要求中央重新审查,希望党给以宽大处理。在有生之年,能为革命起一砖一瓦的作用,做点什么小工作。我相信党对我的申请不会长期搁置的。你的来信,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作为一种“群众反映”。
  我同你的母亲长达廿三年的关系,为什么离婚等等,有机会见面时,再详谈。为了避免我的问题(以及你的处境)不再惹出麻烦,希望你不要同母亲和其他人谈及跟我通信之事,千万要做到。今后但望我还能活十七年。这十七年,我愿意同你们两人——我的好女儿和好女婿,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你们有了儿女,我自乐意担当一个好外祖父的任务。
  我这里收信方便,可直接寄来,不必经长沙转了。我的信直寄你处,你方不方便?
爸爸
 
七八年五月十五夜
 
1978年5月21日,李南央给胡耀邦信
敬爱的胡耀邦同志:你好!
  我虽不是中共党员,但有一件事请中组部长帮助解决。我的父亲李锐,原水电部副部长,彭德怀集团分子,庐山会议后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父母六零年离婚,我一直随母亲生活。今年三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总理五八年时照片,其中有父亲在场。使我想到他也许还活着,便想尽办法,也给报社去信询问(答复不知下落)。最近与姑姑联系上,方知父亲现在安徽磨子潭(霍山县)水电站。现已六十,年老体弱,有严重哮喘及皮炎,对山区气候很不适应。并近二十年独居,现十分思念儿女。
  父亲六七年时曾留给我们孩子一信,表示痛改错误,重新做人。我是相信他不是花岗岩脑袋的人,是热爱党、热爱祖国,能够改正错误的。我想,念其早年对革命还是做过有益工作,五八年虽犯错误,但与林彪、四人帮相比,绝无给党造成重大损失,并真心改过,现又年老多病,是否能允许他有人身自由。我愿让他到我这里养老。我是一个普通工人,北京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六八年从北京女十中分来陕西,爱人也是工人,党员。他对此没有意见,愿意接待老人。我母亲与父亲是不共戴天的(据说父亲主要材料均为母亲揭发),但我毫不顾虑。如果父亲到我这里,我会稳妥采取办法通知母亲,尽量不过分刺激她。对黄维这样双手沾满共产党鲜血的人尚以人道主义对其,放其出狱,与家人团聚。我的父亲难道连这样人的下场都不如吗?
  本想与父亲联系上,了解他更具体的处境时再写信给你。可是爱人今天接到通知明天去北京出差,为了不错过机会,只好先写此信了。况且如去父亲那儿,筹措路费在我们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你工作很忙,并且也不知你是否能亲阅此信,不多写了。切望能在百忙之中顾暇此事。如若不行,也望能给我一答复。
此致
敬礼!
范茁
(1978)5.21. 
回信请寄:陕西岐山九十三信箱四分箱
 
1978年6月26日,李南央从北京寄长沙信
大姑姑、姑爹、二姐、敬之:你们好!
  我到北京已两个整天了。你们等我的信大概着急了吧?现在简单谈谈这两天的进展。
  到京当晚我就给敬之的姑妈打电话。晚上姑妈在电话中将胡耀邦的地址告诉了我,鼓励我自己去找,并让我事情办好以后再与她联系。今晚我找到胡耀邦家,院中坐着两人,一个白头发,戴黑边眼镜的老人,一个中年男子,外表像个汽车司机之类(多么可惜,我不知道胡耀邦长得什么样呵!),我便径直过去问道:“这是胡耀邦同志的家吗?”那个中年男子站起来问我:“你是谁?”我说:“我叫范茁。”他又问:“你从哪里来?”我说:“我是李锐的女儿,我为我爸爸的事情来的。”旁边的老人对那个人说:“噢!就是与彭、黄一起的。”那个中年男子打着官腔对我说:“胡部长今晚要改稿子,没有时间,不能什么事情都找胡部长呵!”
  我心里一下凉了半截,勉强说道:“我不在北京工作,是从外地特地为此事来的。”这时旁边的老人答话了,微笑着,十分和蔼地对我说:“你爸爸在河南?”我忙说:“不,在安徽。”他问:“在什么水电站?”我说:“在磨子潭水电站。”中年男子很不耐烦地说:“前些日子你爸爸通过谁不是转来了一份材料了吗?你去找你爸爸原单位,胡耀邦同志已批给李步新同志了。”我这时很失望地问;“李步新是水电部的什么人?”白发老人连忙在旁又微笑地对我说:“不,李步新是中组部副部长。中组部有一个老干部局,他是分工管理此事的。你爸爸不是为了看病的事吗?他的材料已批给李步新同志,你直接找到他问问怎样处理的吧。”
  我说:“当然,现在主要是为了看病,能够出来。可是我找李步新同志,大门口能让我进去吗?”老人又极和蔼地说:“让,现在中组部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你明天一上班就去,就说你爸爸的事胡耀邦已批给李副部长处理,他让你去找李副部长的。”接着又详细告诉了我中组部的地址,之后老人突然问:“你没见到你姑姑吗?你爸爸的材料是她转来的。前几天,我在中组部招待所还看到她和你姑父,他们还谈到你爸爸的事情。你姑父大概已回沈阳,你姑姑可能还在。你去找找她,看看李步新同志现在是怎样安排的。”
  我这时从最初的疑惑中完全明白过来,他就是胡耀邦呵!胡耀邦同志又详细告诉了我姑姑所住地方怎样去找,并又随便问了我几句,在哪里工作等等。我因怕破坏二姑姑所进行之成果,并且此事已批有专人负责,就没再多打扰胡耀邦,也没有交上材料,就告辞出来,直奔中组部招待所。可惜姑姑已在前天走了。我明早打算去中组部询问。如李副部长工作已在进行,我想我北京之行就可结束了。如有意外情况,我再去找胡耀邦。
  代问大姐、三妹,毛弟好!也问奶奶好!
小妹
(1978)6.21
 
【编辑附记】
  李锐,水电专家,20世纪50年代曾任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因言获罪,20年间先后被放逐到“北大荒”、秦城监狱、安徽等地;1979年平反后曾任职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为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晚年治中共党史,著有《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等书。
  李南央,曾用名范茁,李锐长女。现居旧金山。编著包括《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父母昨日书》等。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批信发出是在1978年春夏之间。这正是中国当代史上的转折时刻。从信中行文,我们仍可嗅出当年复杂的政治气息。这些信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大地已有微微暖气,但两种思想的交锋仍极为尖锐,“左”的势力影响甚大。作为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其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也刚刚开始。
  就在李南央给胡耀邦写信前十天,1978年5月11日,经胡耀邦亲自部署,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正在全国推开。
  李南央亲见胡耀邦是在6月。当时虽未曾明言,李南央们实际上已经不用等得太久了。就在此后半年,1978年12月17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前一天,胡耀邦安排中组部呈中央的《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得到批复,“六十一人案件”获准正式平反,两个“凡是”的主阵地被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第三天,12月25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和陶铸举行平反大会。此后,随着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被平反,平反冤假错案的春潮开始在神州大地久久地激荡。正是在1979年,随着彭德怀冤案昭雪,李锐等受到牵连的“右倾分子”也被平反,并从此获得政治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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