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杨哲宇 > (旧文重读)香港经济路在何方

(旧文重读)香港经济路在何方

香港经济路在何方——专访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郑国汉

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1年第7期 出版日期 2011年07月01日
财新《中国改革》 特派记者 杨哲宇 发自香港

香港仍是一座充满经济活力的城市。经济正在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预计2011年增长率约为5%,人均GDP将达45600美元。但是,谈及香港经济前途,不少普通市民和学者流露出迷茫甚至焦虑,但又不能立刻找到出路。

日前,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郑国汉接受了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专访,就香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经济未来定位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曾是香港特区政府经济咨询委员会委员,现在则是香港特区政府“香港金融研究中心”董事和香港特区政府“香港港口发展局”成员。

香港的迷茫

看起来GDP好像在上升,实际上留在香港的并不多

财新《中国改革》: 香港回归后,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市民抱怨心态很盛,一方面,经济大体维持在4%左右的增速。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郑国汉: 我的同事雷鼎铭教授做过研究,香港增长率不低,可是社会上贫穷人士增多,两极化加剧,实际工资没有增长。

财新《中国改革》: 可是数据显示,人均GDP也在增加,官方数字是32000美元。

郑国汉: GDP并不表示实际收入,实际GDP是毛的GDP除以价格指数。雷鼎铭发现价格指数在下降,就是说出口价格下降。所以,看起来GDP好像在上升,实际上留在香港的并不多。

财新《中国改革》:有评论人士说,内地和东盟10+1,把香港落下了,对香港是一大损失,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郑国汉: 香港制造业规模有限,东南亚也不是主要市场,因此,我不认为10+1会对香港造成损失。

财新《中国改革》:外界谈香港的竞争劣势总会提到生活成本,特别是住房。而内地有些人则把香港的地产政策作为经验来介绍。

郑国汉: 香港超过一半的市民都住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屋里,比例不小,从这个角度看,香港很有“社会主义”色彩。至于香港土地价格,其实是政治取向。当初英国人对土地的供应很吝啬,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跟其他地方相比,香港的土地可能还能发展50年。所以,大多数人都住高层建筑。这一点有好处也有坏处:对公共交通非常有利。美国许多州,人住得很分散,公共交通就亏本,政府要补贴,而香港的公共交通则赚钱;不过,我们不能享受美国人自己一所房子、一块土地、一个花园的生活方式。

回到竞争力问题,住房成本肯定高,但是,一般人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子,租金也不很高。如果把香港的地产都压下来,相应的税收就减少,政府就要在别处加税,也不见得对市民有好处。

香港人现在抱怨政府什么都不支持,偏偏支持地产,有些人说香港是“地产霸权”。

财新《中国改革》:是说地产控制在几大家族手里?

郑国汉:香港的地产商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影响。无论是在香港,还是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上,都是如此。

香港经济定位迷茫

多中心定位等于没有中心,最终还是要选定少数几个并大力投资

财新《中国改革》: 目前,香港的经济究竟如何定位?

郑国汉: 香港的经济定位以前以伦敦、纽约为目标,发展高附加值、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和中间服务,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在伦敦,不能支付高昂生活成本的低收入者可以退出,香港人能退到哪里?穷人给富人让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也很难实行。

谈到高附加值,除了金融业,还有什么?律师、会计和其他专业服务,这些业务香港都在做,也得益于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但是,服务业开放也有一定难度,因为牵涉WTO协议。这对香港企业基本无利:按WTO协议进来的企业规模都很大,香港中小企业难以与之竞争。

再谈高科技,香港能否搞得过内地?许多人会问,香港高工资、生产成本高,怎么支持制造业?这是误解。如果内地生产成本便宜,那就可以香港研发,内地生产。问题是这需要前端有很大投资,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并有这种相应的风险投资公司才行。香港回归后建立了创新委员会,由当时的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领导,但说得多做得少,并不成功。后来,香港不谈科技产业了,转谈创意产业,似乎不要什么投资,只要有个好想法即可,但是,在香港教育和文化里,创意是短板,连电影业都在走下坡路。

官员们常说,香港有四大支柱行业、六大重点行业。其实,十个行业中能做好五六个已经很不错了。一谈到投资,大家就胆子小,不愿意承担风险。用香港话说,这是“刀子锯大树”,一个小刀在大树边锯一锯,就想让它倒下来。在这些方面,香港与新加坡、与内地城市都不能比。

现状就是无论在哪个方面,香港都没有决心,而且“中心”太多。回归后有个说法,除了金融中心,香港还要有鲜花、红酒、服务、航运、制造控制、服装和旅游等中心。当时香港的一个商界机构,委托学者和实业界人士,分了十几个小组,都分头研究香港应该做什么,能达到中心地位的就优先安排。结论结果是十几个都重要,那就共同支持,资源有限,共同支持就等于没有支持,这种局面到现在也没有明显改观。资源过度分散,变成利益分配,没有取舍,这是最致命的地方。

有不少人,包括我也提过,香港要学瑞士。但是,瑞士是一个小国,其制造业有一定能力,金融和酒店服务也很发达,已经树立了几个优势品牌。如将香港看作一个小型经济体,要走瑞士道路,就必须选定几方面并大力投资。

在金融行业方面,香港政府做得不少,问题是金融业可以养活全香港吗?金融业需要的人才,香港无法全部提供,需要培养、引进,对于原来的人才,肯定也要考虑他们的生计。如果香港金融业比重过大,就会有波动和稳定性问题。这一点香港是有深刻记忆的。所以,金融以外必须有其他行业。

财新《中国改革》: 金融危机对香港贸易和产业结构有何影响?

郑国汉: 香港产业结构已不能再变了:第一产业基本没有了,第二产业也很少,大多在第三产业,所以,只能说第三产业内怎么分布。金融倒下去,这个行业和其他很多跟着吃饭的人都将失业。一个小型经济体肯定不能有太多板块,但也不能只有一块,要像瑞士那样是很不容易的,必须通过政府有意识的投资。新加坡就是如此,它的人口比香港少,经济却更多样化。

人民币离岸中心如何建设

香港需要逐步增加QDII和中资金融企业资本量,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保持竞争力

财新《中国改革》: 近来,让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说法很盛行,你怎么看?

郑国汉: 作为金融中心,香港是有底子的。不过,有人担心这个位子也会失去。按中央政府规划,到2020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那么,香港怎么办?尽管中央官员不断安抚,但从金融史和现实来看,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就现实而言,香港肯定走在上海前面,但是,上海进步很快,如果香港被追上了,自己还不知情,那就太晚了。所以,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还能维持,但必须提高实力。香港特区政府也有不少规划,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即是其一,实质是把金融中心的内容扩大,提供新产品、新服务。

有人认为,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人民币没有实现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如果有朝一日实现了完全可兑换,香港就没戏唱了。这种说法完全是误解:人民币果真自由兑换,自由进出,那上海能办的业务,香港也能有;不自由兑换的话,香港才没有。香港股票用人民币定价,就只剩下供需问题,供应者是谁也无所谓,把港币变成人民币就可以了。

关于人民币离岸中心,现在谈的人不少,但事实上谁都没有深入研究,谁都不清楚究竟怎么推进。人民币业务量能做到多大,都是各自在估算。也许其发展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还会快一点,但是,中央和港府有什么配套政策?中央政府对它的发展速度有没有控制?以QDII(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为例,让多少钱从内地跑到香港做投资,即所谓北水南调,是香港很多投资者期盼的,不过,QDII的钱既然可以来香港,那就也可以到欧洲、到美国,香港抓得住吗?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尝试还会不断推进,不过,中央对此会有所限制,会有一个过程。如果没有问题,额度就可以增大一点,直至基本放开。也可能会留条后路,一旦出事就立刻关门,保障国家安全。在这方面,香港的想法同中央的想法不一定吻合,中央要考虑到整个国家安全。香港必须说服中央不用担心,有乱子也能镇得住。

香港和上海,为什么中央会更重视上海?我认为就是可控性。金融方面出了乱子,中央政府就能把上海控制起来,因为上市公司绝大部分是中国企业;香港则不同,上市公司多数是美国或者欧洲企业。

但是,香港也可以补救,让更多内地企业到香港来。遇到紧急情况,一个命令就管得住。

财新《中国改革》: 欧美企业主导市场会有什么风险?

郑国汉: 从香港自身角度看,这没有多大风险。香港本来就是自由港,资本来去自由。内地则不同,以前亚洲金融危机,对其他国家冲击很大,而对中国内地和印度冲击很小,这是外汇管制的结果。这似乎给了中央政府某种经验。

财新《中国改革》: 人民币业务离岸中心有哪些积极作用?是在贸易方面吗?

郑国汉: 最多的是贸易融资类相关业务。人民币离岸中心如果设在香港,会有很多货币交往、借贷业务。香港的银行对此是有兴趣的。但是,大部分银行和其他机构在这些方面赚不到钱,只是希望把市场做大,将来盈利。

财新《中国改革》: 重庆在开展清算业务方面很积极。

郑国汉: 清算本身并不赚钱,必须连着清算前前后后的借贷和贸易融资才赚钱。所以,重庆夺过去也不见得有多大好处。

不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内地建设金融中心要平衡不同地区的利益,上海、天津、重庆都说要成为中心,但真正成为中心的可能只有上海。香港得益于历史条件,在国际化上走在前面,而上海则得益于其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其他所谓“金融中心”都不会是大中心,以欧洲为例,德国、瑞士都有金融中心,但最大的还是在伦敦,小中心与大中心共存。将来中国经济总量增大,支持两个金融中心也是可能的。而且,香港不仅做中国的生意,政府还跑到俄罗斯,让俄铝来上市,跑到中东搞伊斯兰财务(Islam banking)。在这方面,香港在跟新加坡竞争。

香港的明天

香港最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有政党政治,要有积极进取的官员

财新《中国改革》: 中央官员常说,“香港的明天会更美好。”怎样实现这个梦想?

郑国汉: 现在香港的问题并不表现在特定的某个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政治是死穴。这个问题不解决,谈香港经济定位没有多大意义。香港现在的政治制度只能引发立法和行政内耗,有权的没票,有票的没权,这是最基本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非得中央政府下决心,让香港建立政党政治。

财新《中国改革》: 香港素来是自由压过民主,政府的作用有那么大吗?

郑国汉: 政府作用是说,就算市民有决心,官员也要有能量。有人说,香港需要的是积极进取的、有企业家精神的官员。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香港政府经典的说法是积极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这是港英时期香港财政司司长夏鼎基(Haddon Cave)创造的,意思是,“我要干预就积极干预,我不干预就什么都不管。”表面上来看,他是“两面派”,但是,这样的官员能够做成事。

财新《中国改革》:“十二五”规划有专门的章节讲内地和香港的关系,你做何展望?

郑国汉: 无论何时,香港和内地的发展都是互相离不开的。不过,在不同阶段,双方有不同的态度。比如,早期是广东热、香港冷;后期是香港热、广东冷。早期香港主政者曾认为香港最重要的就是把住关,不要跟内地太密切。后来建港珠澳大桥,香港倒是比较急,广东反而不紧不慢,最后要由中央来做工作。今后香港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支持。 ■

推荐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