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仍是一座充满经济活力的城市。经济正在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预计2011年增长率约为5%，人均GDP将达45600美元。但是，谈及香港经济前途，不少普通市民和学者流露出迷茫甚至焦虑，但又不能立刻找到出路。
日前，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郑国汉接受了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专访，就香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经济未来定位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曾是香港特区政府经济咨询委员会委员，现在则是香港特区政府“香港金融研究中心”董事和香港特区政府“香港港口发展局”成员。
香港的迷茫
看起来GDP好像在上升，实际上留在香港的并不多
财新《中国改革》: 香港回归后，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市民抱怨心态很盛，一方面，经济大体维持在4%左右的增速。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郑国汉: 我的同事雷鼎铭教授做过研究，香港增长率不低，可是社会上贫穷人士增多，两极化加剧，实际工资没有增长。
财新《中国改革》: 可是数据显示，人均GDP也在增加，官方数字是32000美元。
郑国汉: GDP并不表示实际收入，实际GDP是毛的GDP除以价格指数。雷鼎铭发现价格指数在下降，就是说出口价格下降。所以，看起来GDP好像在上升，实际上留在香港的并不多。
财新《中国改革》：有评论人士说，内地和东盟10+1，把香港落下了，对香港是一大损失，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郑国汉: 香港制造业规模有限，东南亚也不是主要市场，因此，我不认为10+1会对香港造成损失。
财新《中国改革》：外界谈香港的竞争劣势总会提到生活成本，特别是住房。而内地有些人则把香港的地产政策作为经验来介绍。
郑国汉: 香港超过一半的市民都住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屋里，比例不小，从这个角度看，香港很有“社会主义”色彩。至于香港土地价格，其实是政治取向。当初英国人对土地的供应很吝啬，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跟其他地方相比，香港的土地可能还能发展50年。所以，大多数人都住高层建筑。这一点有好处也有坏处：对公共交通非常有利。美国许多州，人住得很分散，公共交通就亏本，政府要补贴，而香港的公共交通则赚钱；不过，我们不能享受美国人自己一所房子、一块土地、一个花园的生活方式。
回到竞争力问题，住房成本肯定高，但是，一般人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子，租金也不很高。如果把香港的地产都压下来，相应的税收就减少，政府就要在别处加税，也不见得对市民有好处。
香港人现在抱怨政府什么都不支持，偏偏支持地产，有些人说香港是“地产霸权”。
财新《中国改革》：是说地产控制在几大家族手里？
郑国汉：香港的地产商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影响。无论是在香港，还是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上，都是如此。
香港经济定位迷茫
多中心定位等于没有中心，最终还是要选定少数几个并大力投资
财新《中国改革》: 目前，香港的经济究竟如何定位？
郑国汉: 香港的经济定位以前以伦敦、纽约为目标，发展高附加值、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和中间服务，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在伦敦，不能支付高昂生活成本的低收入者可以退出，香港人能退到哪里？穷人给富人让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也很难实行。
谈到高附加值，除了金融业，还有什么？律师、会计和其他专业服务，这些业务香港都在做，也得益于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但是，服务业开放也有一定难度，因为牵涉WTO协议。这对香港企业基本无利：按WTO协议进来的企业规模都很大，香港中小企业难以与之竞争。
再谈高科技，香港能否搞得过内地？许多人会问，香港高工资、生产成本高，怎么支持制造业？这是误解。如果内地生产成本便宜，那就可以香港研发，内地生产。问题是这需要前端有很大投资，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并有这种相应的风险投资公司才行。香港回归后建立了创新委员会，由当时的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领导，但说得多做得少，并不成功。后来，香港不谈科技产业了，转谈创意产业，似乎不要什么投资，只要有个好想法即可，但是，在香港教育和文化里，创意是短板，连电影业都在走下坡路。
官员们常说，香港有四大支柱行业、六大重点行业。其实，十个行业中能做好五六个已经很不错了。一谈到投资，大家就胆子小，不愿意承担风险。用香港话说，这是“刀子锯大树”，一个小刀在大树边锯一锯，就想让它倒下来。在这些方面，香港与新加坡、与内地城市都不能比。
现状就是无论在哪个方面，香港都没有决心，而且“中心”太多。回归后有个说法，除了金融中心，香港还要有鲜花、红酒、服务、航运、制造控制、服装和旅游等中心。当时香港的一个商界机构，委托学者和实业界人士，分了十几个小组，都分头研究香港应该做什么，能达到中心地位的就优先安排。结论结果是十几个都重要，那就共同支持，资源有限，共同支持就等于没有支持，这种局面到现在也没有明显改观。资源过度分散，变成利益分配，没有取舍，这是最致命的地方。
有不少人，包括我也提过，香港要学瑞士。但是，瑞士是一个小国，其制造业有一定能力，金融和酒店服务也很发达，已经树立了几个优势品牌。如将香港看作一个小型经济体，要走瑞士道路，就必须选定几方面并大力投资。
在金融行业方面，香港政府做得不少，问题是金融业可以养活全香港吗？金融业需要的人才，香港无法全部提供，需要培养、引进，对于原来的人才，肯定也要考虑他们的生计。如果香港金融业比重过大，就会有波动和稳定性问题。这一点香港是有深刻记忆的。所以，金融以外必须有其他行业。
财新《中国改革》: 金融危机对香港贸易和产业结构有何影响？
郑国汉: 香港产业结构已不能再变了：第一产业基本没有了，第二产业也很少，大多在第三产业，所以，只能说第三产业内怎么分布。金融倒下去，这个行业和其他很多跟着吃饭的人都将失业。一个小型经济体肯定不能有太多板块，但也不能只有一块，要像瑞士那样是很不容易的，必须通过政府有意识的投资。新加坡就是如此，它的人口比香港少，经济却更多样化。
人民币离岸中心如何建设
香港需要逐步增加QDII和中资金融企业资本量，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保持竞争力
财新《中国改革》: 近来，让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说法很盛行，你怎么看？
郑国汉: 作为金融中心，香港是有底子的。不过，有人担心这个位子也会失去。按中央政府规划，到2020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那么，香港怎么办？尽管中央官员不断安抚，但从金融史和现实来看，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就现实而言，香港肯定走在上海前面，但是，上海进步很快，如果香港被追上了，自己还不知情，那就太晚了。所以，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还能维持，但必须提高实力。香港特区政府也有不少规划，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即是其一，实质是把金融中心的内容扩大，提供新产品、新服务。
有人认为，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人民币没有实现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如果有朝一日实现了完全可兑换，香港就没戏唱了。这种说法完全是误解：人民币果真自由兑换，自由进出，那上海能办的业务，香港也能有；不自由兑换的话，香港才没有。香港股票用人民币定价，就只剩下供需问题，供应者是谁也无所谓，把港币变成人民币就可以了。
关于人民币离岸中心，现在谈的人不少，但事实上谁都没有深入研究，谁都不清楚究竟怎么推进。人民币业务量能做到多大，都是各自在估算。也许其发展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还会快一点，但是，中央和港府有什么配套政策？中央政府对它的发展速度有没有控制？以QDII（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为例，让多少钱从内地跑到香港做投资，即所谓北水南调，是香港很多投资者期盼的，不过，QDII的钱既然可以来香港，那就也可以到欧洲、到美国，香港抓得住吗？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尝试还会不断推进，不过，中央对此会有所限制，会有一个过程。如果没有问题，额度就可以增大一点，直至基本放开。也可能会留条后路，一旦出事就立刻关门，保障国家安全。在这方面，香港的想法同中央的想法不一定吻合，中央要考虑到整个国家安全。香港必须说服中央不用担心，有乱子也能镇得住。
香港和上海，为什么中央会更重视上海？我认为就是可控性。金融方面出了乱子，中央政府就能把上海控制起来，因为上市公司绝大部分是中国企业；香港则不同，上市公司多数是美国或者欧洲企业。
但是，香港也可以补救，让更多内地企业到香港来。遇到紧急情况，一个命令就管得住。
财新《中国改革》: 欧美企业主导市场会有什么风险？
郑国汉: 从香港自身角度看，这没有多大风险。香港本来就是自由港，资本来去自由。内地则不同，以前亚洲金融危机，对其他国家冲击很大，而对中国内地和印度冲击很小，这是外汇管制的结果。这似乎给了中央政府某种经验。
财新《中国改革》: 人民币业务离岸中心有哪些积极作用？是在贸易方面吗？
郑国汉: 最多的是贸易融资类相关业务。人民币离岸中心如果设在香港，会有很多货币交往、借贷业务。香港的银行对此是有兴趣的。但是，大部分银行和其他机构在这些方面赚不到钱，只是希望把市场做大，将来盈利。
财新《中国改革》: 重庆在开展清算业务方面很积极。
郑国汉: 清算本身并不赚钱，必须连着清算前前后后的借贷和贸易融资才赚钱。所以，重庆夺过去也不见得有多大好处。
不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内地建设金融中心要平衡不同地区的利益，上海、天津、重庆都说要成为中心，但真正成为中心的可能只有上海。香港得益于历史条件，在国际化上走在前面，而上海则得益于其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其他所谓“金融中心”都不会是大中心，以欧洲为例，德国、瑞士都有金融中心，但最大的还是在伦敦，小中心与大中心共存。将来中国经济总量增大，支持两个金融中心也是可能的。而且，香港不仅做中国的生意，政府还跑到俄罗斯，让俄铝来上市，跑到中东搞伊斯兰财务（Islam banking）。在这方面，香港在跟新加坡竞争。
香港的明天
香港最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有政党政治，要有积极进取的官员
财新《中国改革》: 中央官员常说，“香港的明天会更美好。”怎样实现这个梦想？
郑国汉: 现在香港的问题并不表现在特定的某个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政治是死穴。这个问题不解决，谈香港经济定位没有多大意义。香港现在的政治制度只能引发立法和行政内耗，有权的没票，有票的没权，这是最基本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非得中央政府下决心，让香港建立政党政治。
财新《中国改革》: 香港素来是自由压过民主，政府的作用有那么大吗？
郑国汉: 政府作用是说，就算市民有决心，官员也要有能量。有人说，香港需要的是积极进取的、有企业家精神的官员。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香港政府经典的说法是积极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这是港英时期香港财政司司长夏鼎基（Haddon Cave）创造的，意思是，“我要干预就积极干预，我不干预就什么都不管。”表面上来看，他是“两面派”，但是，这样的官员能够做成事。
财新《中国改革》:“十二五”规划有专门的章节讲内地和香港的关系，你做何展望？
郑国汉: 无论何时，香港和内地的发展都是互相离不开的。不过，在不同阶段，双方有不同的态度。比如，早期是广东热、香港冷；后期是香港热、广东冷。早期香港主政者曾认为香港最重要的就是把住关，不要跟内地太密切。后来建港珠澳大桥，香港倒是比较急，广东反而不紧不慢，最后要由中央来做工作。今后香港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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