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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忆赵宗复的文章

邓之诚笔下燕大学生赵宗复的故事
 
散木
2014年02月26日  《党史博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
 
 
 
大公子
 
邓之诚是文史名家,曾在北大、北师大、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以及燕京大学各校教授历史学。其门下集合了众多优秀的学子,可谓“弟子三千”,其中成就斐然者有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等,还有山西学子赵宗复。
 
1949年8月19日,赵宗复来到北平,拜访了邓之诚,并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邓之诚在日记中写道:杜洽、赵宗复来,午饭后去。赵去年与张少苍同为梁化治(之) 所留。今年二月被释,三月又被严禁。太原乱时,乘乱逃出,张则为梁处死矣。幸无暇及赵,险哉!这一段日记讲述了赵宗复经历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赵宗复,山西五台人,是民国时期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儿子。
 
赵戴文,字次陇,早年留学日本,与阎锡山为同乡,是山西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赵戴文历任山西省督军公署参谋长,察哈尔省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内政部长、监察院长,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要职,与阎锡山私交甚笃。不过,赵在政治上笃信三民主义,思想上信奉儒家学说及佛教,主持山西的洗心社讲坛。赵是抗战时期山西实行守土抗战以及成立牺盟会的倡导者之一。
 
五台赵氏为山西名门,民国时期的山西军政要人,多为其门生。赵宗复出身名门,俨然是“官二代”的材料。他早年在太原进山中学读书,后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后转入历史系),受教于邓之诚等人。其间,赵宗复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于1932年加入反帝大同盟,旋又加入共青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燕京大学支部委员、书记等。
 
潜伏者
 
1932年,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在中国境内的一个纯军事性质的情报机构(对外称第三国际东方部),正急需一些和国民党政府上层有关系的人到该组织工作。此时,赵戴文为国民政府委员、太原绥靖公署总参议。于是,中共北平社联书记宋劭文(山西人)、北平社联执行委员李正文(山东人,曾在苏联受训) 便将赵宗复推荐给第三国际东方部的柳忆遥,引荐他参与秘密情报工作。此后,赵宗复利用其父的关系,搞到了不少国民党亲日派和日军勾结的情报。此外,赵还介绍另一位有上层关系的共产党员赵中枢到第三国际东方部工作。赵中枢,即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赵丕廉的儿子。赵丕廉也是山西五台人,且与赵戴文的经历相仿,曾是留日的同盟会成员。他曾任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山西驻外代表、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等职。赵宗复和赵中枢这两个潜伏者,利用他们特殊的身份搜集情报,圆满完成了任务。
 
1933年初,赵宗复、赵中枢从绥远省政府那里搞到了一份从内蒙古到新疆路线、地形、地貌的考察报告,这为苏联红军在日军侵犯蒙疆时进入内蒙古行军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1937年5月,他们从北平、天津和日本获得了日军在华北的兵力部署情况和日本海军舰队组成情况及日军的运输能力等重要情报,随即经第三国际东方部转送到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
 
1937年,赵宗复毕业后便以特殊身份从事党的秘密活动。抗战爆发后,他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偕同赵中枢一起回到山西,在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 工作。这是一个由国共两党以及当时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政府和各抗日团体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直辖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主任为国民党左派将领续范亭。中共代表为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阎锡山代表为梁化之、王尊元、蒋右丞。赵宗复初任宣传部代部长,后在第二战区政治部工作。
 
1938年初,行将被日军占领的山西被分割成无数块互不衔接的区域,致使第二战区政治部和山西新军各部、牺盟总会与各区分会、二战区总部与各军、省政府与各专员公署之间都失去了联系,在统一步骤、协调作战等方面产生诸多不便。在赵宗复的建议下,在第二战区政治部增设了一个“政治交通课” (后改为“政治交通局”),由战区政治部、牺盟总会具体负责组建,由赵宗复、赵中枢分别担任正、副局长。该局的主要任务是沟通战区政治部、省政府、牺盟总会和下属机构的联系,传送上下级之间的公文、信函,搜集日伪军情报等。
 
后来,山西的中共组织与阎锡山势力关系有破裂之势,赵宗复、赵中枢控制的这一机构也为阎锡山旧军势力所敌视。阎系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以其“通叛”为由,于1939年12月命其下属将驻扎在隰县冯家村的“政治交通局”200余人包围在一个大院内,并抓走了隐蔽在这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阴纫斋等7人。赵宗复挺身而出,堵在大门口,大声说:“我们是奉阎司令长官和赵主席(赵戴文) 的指示,在这里驻扎的。谁胆敢再闯进院内闹事,引起的一切后果,要由你们负责。”随即,他急电父亲赵戴文,解了这次围。
 
赵宗复立即将此事向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作了汇报。王指示赵派人继续与第三国际东方部联系,并决定将没有暴露身份的赵宗复、赵中枢、阴纫斋、梁维书等人继续留在第二战区搞情报工作,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具体通过王世英联系。对于已经暴露身份的30名青年干部,则分成两批,送到延安抗大学习。
 
不过,阎锡山随后派亲信接管了“政治交通局”,并给予赵宗复撤职查办的处分。但碍于赵戴文的情面,仅以“年轻人做事荒唐”为由,撤其职而未查办。
 
后来,赵宗复任进山中学校务主任和校长,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向党组织传送山西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1940年后,阎锡山的防共、反共措施更加严密,为了获取重要的情报,势必要参加阎锡山的各种反动组织。当时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指示赵宗复打入阎锡山的要害部门,并且要求“打入得越深越好”。于是,赵宗复于1940年5月加入国民党,并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参加培训。返回山西后,顺势又打入了阎的核心组织同志会之中。不久,他又获得了一个山西省政府参事的头衔。
 
赵宗复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中共晋西特别组组长,公开身份则是山西省政府委员、民族革命同志会候补高干等),一起对阎锡山等施加影响,反对与日进行“和谈”,并及时将其动向向延安汇报。此外,赵宗复利用其特殊身份,保护了杜任之和剧宣二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
 
幸存者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搜集更多的情报,赵宗复重新调整了地下人员的斗争岗位。他首先通过姐夫徐士珙将赵中枢安排到晋兴机械工业公司任经理(徐任总经理),由此掌握了更多的有关阎锡山部队军火生产的情报。他通过绥靖公署秘书长吴绍之的帮助,将地下党员阴纫斋调入,担任外事处长,由此接触到许多美国军官、新闻记者,获取了情报,为中共代表与美、蒋、阎三方代表进行斗争提供了重要信息。
 
到了1946年夏,在进山中学,赵宗复的周围已经有王纪堂、韩建民、刘鑫、乔亚、卫兴华(后为著名经济学家)、梁九菊等一批骨干。这年春天,太行军区情报处的王天庆潜入太原,并通过其弟王麟庆与杨盛钦、梁九菊、乔亚、卫兴华取得了联系,通过他们,又和赵宗复接上了关系。翌年春,正式建立了太行军区情报处太原总站(对外称太行军区第八兵站,代号909)。
 
1946年2月,同志会改选“高干”,赵宗复被选为“候补高干”,于是他把握时机升任山西省政府新闻处处长兼《工商日报》总编辑,此后又任教育厅厅长。他利用职务的便利搜集各种情报,然后通过中共太原工委和909情报站送到城外。赵宗复还用化名在《工商日报》《复兴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当局的腐败和残暴。
 
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在太原建成了强固的城防,城墙最严密的地段从城根到城头就有7层火力网。如果解放军强攻,势必会有重大的伤亡,于是地下党组织极力要获取城防工事图,向前线部队提供准确的情报,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
 
1948年8月下旬,在赵宗复的策划下,乔亚、刘鑫、韩建民等将搜集到的太原北郊机场和太原城防部署的重要情报派曹瑞亭送往解放区(把绘制的城防图暗藏在自行车内胎和大梁的管子里送出城)。在运送途中,曹瑞亭被捕叛变。8月31日和9月1日,赵宗复、刘鑫、韩建民、杨有多、卫吉祥等相继被捕,乔亚牺牲。刘鑫等因未找到确凿证据被释放出狱。赵宗复由于特殊身份,先后被拘押在山西省警务处头子杨贞吉和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头子梁化之的家中,后又在梁化之严密监视下赴教育厅履职。刘鑫等获释后,巧妙地与赵宗复取得了联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获取了太原后期详尽的城防设施情报,并派人分三次送到了解放区。
 
中共中央曾打算以北平为例,争取太原的和平解放。由于阎锡山顽固不化,解放军被迫实施强攻。其间,拟由太原前线的胡耀邦入城,与起义敌军接洽,中途因其他情况易人,另派入城的代表晋夫被捕牺牲。1949年2月底,中共地下党准备组织敌军一个连起义,以掩护赵宗复、梁维书、刘鑫等9人到解放区,而这一计划不幸被敌军师长李子法发现,李子法遂向阎锡山告密。3月6日,上述人员一同被捕。10日,刘鑫等8人就义。
 
其时,赵宗复被关押在阎公馆的后北厅,有6名卫士看守,其中杨远有、白建恩二人是舅甥关系。他们在看守赵宗复期间,受其影响和教育。赵宗复通过杨远有给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吴绍之发出一封信,请他予以搭救。赵戴文在去世前,曾向阎锡山亲口嘱托:“宗复年轻,做事不稳当,希望好好教育他。”当时,阎锡山表示:“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一样,我一定要教育他,你可放心。”因此对于赵宗复的处理,阎锡山颇为纠结,为此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处置。众人皆缄口不语,只有警宪指挥处代处长徐端主张将赵予以处决。就在阎锡山迟疑时,吴绍之提醒阎锡山说:“请会长回忆副会长临终托言。”阎锡山于是说:“将宗复交我处理吧。”他终究没有下达任何处置的命令。后来太原战况紧急,阎锡山飞赴南京,留守的梁化之一度准备处决赵宗复,而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交代说:“老汉(指阎锡山) 在的时候都没有处理,你为啥要处理他?老先生(指赵戴文) 就这么个苗苗(据说赵是独子,不确),还能这么做?老先生怎样对待你来?”结果,此事便被搁置下来。
 
3月29日,阎锡山以受李宗仁之邀为名,突然飞往南京协商“和谈”事宜,留下堂妹阎慧卿,以稳定人心。当时,阎慧卿从看守赵宗复的卫士中抽走4人以护卫自己,留下杨远有、白建恩二人负责看守赵宗复。杨远有为赵宗复准备了一套军装和一套便衣,让他乘乱化装潜逃,但赵宗复说:“根本跑不出去,再说这样做恐怕还要连累你们。只希望我死后,将我的情况告诉我的同乡赵中枢就行了。”
 
4月20日,梁化之下达“与城共存亡”的命令。当时省政府各厅的厅长和处长都被集合到省政府二号楼,并且每人发了一瓶毒药准备在解放军破城时集体“成仁”。21日,杨远有、白建恩将赵宗复转移到专为阎锡山修建的一个地下室里,还预先在里面准备了食物和枪械,以防特务强行进入杀害他。24日凌晨,果然有人来谋害赵宗复,但因此时省府大院炮弹遍地开花,终未能进入地下室。是日10时许,解放军攻克太原,随即攻入省府大院,梁化之等人自杀,赵宗复幸免于难。
 
多年之后,赵宗复的妻子赵熙赫回忆说:“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了,宗复就从绥靖公署地下室出来,解放军就打得很近,进来了,叫缴枪不杀。后来宗复说,我先出去。”
 
时任太原市公安局预审员的张瑛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到处寻找(赵宗复),找不见,问了好多阎锡山的敌伪人员,他们都不知道。最后在东花园,一个打扫院子的工人告诉说,赵宗复被俘虏了。我们向各俘虏营打电话查询,俘虏营最后告知说在榆次的一个小村里。我们坐着接管的小汽车去接赵宗复,接上赵宗复以后,回到榆次,这个破车坏了。当时觉得天也晚了,决定在榆次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回家。晚上,赵宗复说,好长时间没有洗澡,他想洗洗澡。我请示了领导,说可以。于是我带上他到澡堂洗澡,洗澡的时候,赵宗复在那儿大哭一场,他哭我也哭,想念牺牲的同志,非常伤心”。
 
死难者
 
新中国成立后,赵宗复曾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文教厅长,山西大学党组书记和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和党委副书记,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及山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赵宗复虽出身名门,身居高位,却保持着极为朴素的生活作风,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老旧的房子,穿的是旧衣旧衫。在太原工学院院长任上,学校派给他用的小汽车,他几乎从来都不坐,都是骑着自行车上班。他把小车用于接送教授或是为生病的职工家属服务。
 
就是这样一位好人,也没有躲过“文革”这场内乱。
 
1966年6月21日,赵宗复的尸体在太原工学院土木系的三楼被发现。他是自杀,抑或被害,没有人知道了。据笔者推测,可能是因为上述的那段历史,当时赵宗复不堪忍受那些对其人格的侮辱和政治上的诬陷,才绝望地走上人生的尽头。这年,他才51岁。
 
1978年5月,赵宗复的遗孀赴北京面见薄一波、程子华、康永和等,反映了赵宗复的情况。最终在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的干预下,中共山西省委为赵宗复平反昭雪。安葬追悼大会于1979年1月12日在太原双塔寺烈士陵园召开。
 
 
怀念坦荡耿直的赵宗复叔叔
  1966年 6月21日星期二,一个天气闷热的下午,有人发现太原工学院(现为理工大学)院长赵宗复从土木系三层楼上摔到二楼水泥地上,当场死亡。具体怎样摔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因为他在星期六下午从家里到学院后就没有回来。出事时是清晨还是深夜,谁也不知道,当时也没有一个亲人在他身边。学院的领导以避免扩大影响,伤害家人为借口,一直拒绝家属与孩子探望,只是当天下午通知赵宗复的弟弟赵景复,由赵景复通知其嫂赵熙赫,让快点去处理后事。 
   6月22日早晨,我听叔父刘务周说:“赵熙赫今天没有来上班(她当时在市牌照厂工作),昨天下午被叫走,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而且听街道上的人说,太原工学院一位大干部跳楼了。”从40年代起我父亲刘学周、叔父刘西舟、刘务周就和赵宗复一家在吉县克难坡相识相交,我自幼就敬佩赵宗复的为人热情、坦荡诚恳。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回到太原,宗复叔叔让我们住到了他舅舅姚新三的东院(天地坛2巷28号),我们是两代世交。听了四叔的话,我心中蹊跷,放心不下,便骑车赶到新民4条6号赵宅,见婶母赵熙赫满面忧伤,悲痛欲绝,一脸的焦虑。孩子们围在身旁再三请求亲眼看一看父亲赵宗复,但工学院派人阻止,冷冷地说,自绝于党的人要赶快处理后事,让当天下午就去入土。赵熙赫说这么快怎么行,连面也不让见。泪水在她心中流淌,哽咽地说不下话去。葬礼只好定在22日上午举行。 
  我说我现在就去郝庄了结后事。当我骑车到郝庄郊外的黄土坡坟场时,只见停放着一个棺木,我和殡葬工人把宗复叔叔的遗体从棺材中抬出,脱掉沾满血渍的衣服。十多分钟后工学院来了一辆大轿车。参加安葬的有婶母赵熙赫和身边的4个孩子潜玉、潜光、潜力和小禾(当时大儿子潜德和大女儿潜柯均在外地1),还有工学院的两个人,再就是郝庄殡葬馆的工人和我。 
  黄土坡上,丛丛青草在阳光下泛着绿色,梯田式的坟场上的丛冢与青草连成一体,远远近近,高高低低,荒凉而孤寂。我和殡葬工把宗复叔叔的遗体抬到墓穴旁的席子上,我看见躺在席子上的赵宗复身体僵直,左腿断裂,两眼微闭,嘴唇裂开,似乎有话要说,也许是有冤要诉,右脑仍在。向外滴血。在给宗复叔叔换上赵熙赫婶母从家里带来的的确良衬衣、一身中山装涤卡制服,理发刮胡后,赵熙赫看见他右脑的滴血,撕下的确良衬衣袖子上的白布将滴血的伤口裹缠住。除了孩子们的啼哭声外,旁边的人都低着头,脸色严肃,没有说一句话。在给棺木中放了一个红塑料皮的笔记本和上衣左口袋插了一支钢笔后,就合上棺木入土。51岁的赵宗复叔叔就这样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在当时严酷的极左路线中含冤无声无息地走了。站在坟土前,我的心在收缩着,我的手在颤抖着,一个自觉背叛官僚家庭,秘密投身革命半个世纪的革命者的躯体,就在这荒郊野外伴随着青草微风而息。我的心里明白,赵宗复叔叔的死是一个冤案,是人鬼颠倒的罪愆,我心里坚信,这决不是赵宗复应有的结局。整整40年来,我始终难忘他右脑流出的殷红血滴;他耿直的性格,铁血柔肠的爱心,一直让我缅怀,一直触发我的思考。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过,人固有一死。但厌死求生,好死不如歹活是绝大部分人的心理。只有正直坦荡胸怀大义之人才会为正义而不屈,为道义而赴死。正如孟子所说,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赵宗复叔叔右脑的滴血,辉映出其磊落坦荡的求真一生;辉映出一个文化人精神纯洁为正义而不屈的气魄。这在民族历史上不是一个先例,但的确是一个继承。 
  赵宗复少年之时其父赵戴文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可以说他是出生豪门,条件优越。步入青年,他的心灵里滋长了民生、民主的叛逆意识,对时政与国家的命运有了自己的思考与选择。1932年他考入燕京大学后,受到了革命新思想的冲击,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重大抉择,可以说是赵宗复与黑暗社会的决裂与宣战。这对生活优裕的赵宗复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考验,难能可贵。入党之后,赵宗复利用自己在阎锡山统治系统委派的职务,秘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直到1948年他被敌特抓捕,都没有丝毫动摇。当时情况危急,为掩护其他同志、战友,他主动承担责任,经爱折磨。后来他说服看守卫士,弃暗投明,才得以逃出虎口。可以说他选择了背叛豪门投身革命,执著鲜明,义无返顾。 
  正因为如此,1944年,赵宗复叔叔利用中外记者西北参访团由克难坡去延安访问的合法机会,随团去了延安。在延安,有一天夜晚,毛主席派人悄悄叫他出去单独约他谈话,他随来人到了毛主席住的窑洞内,主席招待他吃饭。因他不会喝酒,毛主席让人给他端来一杯延安配制的饮料,他一边喝一边聆听毛主席的指示。后来主席还送他一件粗毛呢大衣,让他披着回去,告他说“外面风大,不要受了凉,你身在白区,心向延安”。他一直当作珍品保留身边(现存放于太原革命历史陈列馆)。 
  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极左思潮的狂热冲击了年轻人的头脑,造反派多次找我生拉硬扯地说,棺木中放的红笔记本说是毛主席语录,其实是对毛主席的诬蔑,放的一盒大前门烟,因为大前门和天安门遥遥相对。就说他死后还要和毛主席唱对台戏;还有一盒友谊之花烟,说这是向苏修伸出友谊之手。为此事逼问我几次,并让我写了保证书,扬言要刨坟查实。事后得知,造反派的确刨过坟。他们还指责我是赵宗复叔叔的孝子贤孙,是一个立场问题。赵熙赫婶母一家也受到株连,从此背上叛徒、黑帮等罪名,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从30年代起,赵宗复叔叔甘愿放弃豪门仕家的优裕,心甘情愿地投身困难艰险的报国救民的地下革命。30岁左右他历任进山中学校长、教育厅长、新闻处长等职,他没有被这些虚荣达贵的权势所迷惑,而是从灯红酒绿中看出了其腐朽罪恶的本质,以报国救民为己任,呼唤和援助革命青年。直到解放后他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都是粗茶淡饭,老旧的房子,旧衣旧衫,从不要求生活上的享受。上世纪60年代国家三年灾害时期,他连工学院派给他的小汽车都不坐,而是骑自行车上班,把车用于接送教授或为生病的职工家属服务。30多年的奔波,30多年的心血,他没有一丝的屈辱,但当造反派非要诬蔑他是“叛徒”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时,他从心里感到莫大的耻辱。因为他曾经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了背叛旧社会的历史,怎么可能又背叛回去呢? 
  1978年5月下旬,赵熙赫婶母到北京见了我父亲。随后她找到了薄一波、程子华、康永和等曾在山西革命的老同志,反映了赵宗复的冤案,并在1978年5月受到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秘书的接见。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中共山西省委为赵宗复平反昭雪,遗体安葬追悼大会于1979年1月12日上午在双塔寺烈士陵园召开。那天清晨天色阴郁,灰蒙蒙的天空飘洒着洁白的雪花。参加追悼大会的人挤满了灵堂,花圈挽联布满了整个大厅,中央及省市领导薄一波、邓初民、黄镇、许德珩、王大任、王中青等各界人士都敬送挽联。在青松、鲜花、党旗的簇拥中,我看到了许多老同志严肃的脸上挂满了泪花。 
  今年乃宗复叔叔逝世40周年,故将我所了解的和经历的这段情况记叙出来,以表祭奠之心,以慰九泉忠魂。 ■
 
本文来源:《文史月刊》2006年11期 作者:刘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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