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中国改革》印行之时，公众热议的话题是“法治”。

    今日只道是寻常，“法治”一词成为官方语汇其实十分不易。财新记者专访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教授，纵论“依法治国”。李老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展开了“法治论”“结合论”和“取消论”三派激烈论争。“结合论”的观点是，“人治”和“法治”都有必要，二者应结合起来。“取消论”认为，“人治”与“法治”是西方的一种提法，不科学，有片面性，有副作用，“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就行了”。走过曲折的路程，“法治”才终得入宪。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名词之争往往不纯然是口舌之争，背后是学理、价值观乃至对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观点的碰撞。这种争论有比无好。有时，名词还可成为改革者的盾牌，如在不宜提“市场经济”时，以“商品经济”暂代。不过，那种有悖常识、学理的名词，特别是用来回避实质问题并遍撒烟雾的名词，则应尽量避免。

     名实之辨，在中西思想史上都曾是重要议题。抛开复杂的哲学思辨，最好的态度依然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今，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名词之争勿宁说更激烈了。在政治法律领域，争论的结果往往是统一到某种官方认可的表达方式上。在经济领域，则因不那么“敏感”，名词之争更加寻常。

     本期封面文章是货币政策短长策。财新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他看来，货币政策转型有两大任务。其一，重新确认（或调整）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并完善和创造相应货币政策工具；其二，发展和完善各类金融市场，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收益率曲线。2014年以来，多项货币政策措施被赋予结构调整目标。余永定认为，货币政策不应该承担结构调整的任务，目前这些措施能否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尚待时间检验。

     这些货币政策常常被冠以新名词“结构性货币政策”。国信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钟正生以近14000字的长文，系统辨析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得与失、常规货币政策还有多大空间、房地产市场走势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溢出效应。

    好的新名词，应该敏锐捕捉、准确界定现实生活中重大新变动，隐含各现代学科的新成果，至少不能有违常识。等而下之的是像驼鸟一般，把头埋入扭曲现实的名词堆中，不敢正视挑战，把公民宝贵的精力浪费在口舌之争上，到头来终将妨害全面深化改革，令全社会付出不菲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