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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和民主抱有如此深重的疑惧,就不可能是 “腐败痛苦感”最突出,而只能是“反腐败痛苦感”最突出

 

近来,中国传媒界的礼数颇为奇特紊乱,一边是满纸荒唐言,一边是道歉声连连。最新的例子是《环球时报》对腾讯网。5月29日,腾讯网在转发《环球时报》评论文章《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时,改动了原文标题,据说“导致不必要的误解,造成不良影响”,后向《环球时报》致歉。

   我们不知道究竟产生了何等“不良影响”。从网友对此条新闻的留言来看,大多数网友认为,腾讯网并没有误解《环球时报》。一位网名叫“大智若愚”的网友说,“这次腾迅这次擅改标题从著作权角度是错的,但从意思理解角度还真没搞错,相反,理解那是相当之准确!”(显然有手误,原文照录)如果真有什么“不良影响”,那完全是《环球时报》应得的回报。

   不过,在笔者看来,腾讯网此次新闻标题确实做得有点偏,相应地,做了不太成功的议程设置。《环球时报》评论的荒唐之处主要不在于使千万网友义愤填膺的结论,即中国公众要提高对腐败的容忍度,而在于其错误的逻辑起点。这就是对腐败根由和治本之策的判断和主张。

   腐败的根源何在?

   《环球时报》评论指出,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但现实是,市场经济冲击了它的落实。”这种把板子打在市场经济身上的分析屡有耳闻,且已为部分民众不假思索地接受。谈及腐败,“由于市场经济……”几乎成了口头禅。按其逻辑,只有在前改革时代的统制经济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才会落实;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被确立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却成为腐败的祸端。这种论调的政治指向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它既与历史真相不符,也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相悖。过来人应该不会淡忘前改革时代绝对贫困下的特权、走后门、女知青为返城而向领导“捐躯”等令人悲愤而心酸的往事。市场经济则天然地要求人的平等,其两大支柱产权和契约均必然要求清明政治。正如吴敬琏教授多年主张的那样,“好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中国当前严重的腐败正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匹配所致。这已成为共识,只有个别耳食者烦躁不安地抗拒。

   顺理成章地,根治腐败只能寄希望于民主与法治。然而,《环球时报》又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是天真的(为避免被迫道歉,这里需要完整、准确引用其原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其实,这个靶子是臆造的,世上有谁会天真到这个地步?所以,笔者只好把它曲折的逻辑校直)。它举出印度、印尼等个别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为证。孰不知,正是民主制度不健全导致了这些国家的腐败。“透明国际”每年公布全球国家腐败排名。清廉指数排名靠前的国家,除新加坡这个“民主中国家”外,均建有成熟民主政体,足证民主与清廉呈高度正相关。其间的政治经济学道理并不深奥。有些人却对此选择性地视而不见。

   对市场和民主抱有如此深重的疑惧,就不可能是 “腐败痛苦感”最突出,而只能是“反腐败痛苦感”最突出,只能强求公众理解严重的腐败,喝令他们提高对腐败的容忍度。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无知、无能、无理的表现。

   其实,一向不惧拍砖、好出惊人之语的《环球时报》此次却并非戛戛独造,而有拾人牙慧之嫌,只是在立论上更趋于一丝不挂。上世纪80年代末,当所谓“不正之风”蔓延开来之时,曾有个别人提出,权钱交易有利于在制度转轨时降低交易成本,是改革“润滑剂”。此说迅即遭到正直之士的有力批驳。他们痛陈,古往今来,再丧心病狂的当权者都不敢为腐败寻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

   日前,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求是》杂志撰文,坦陈目前“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偏偏在此时,《环球时报》挺身而出,振振有词地变相为腐败开托。如果说,“润滑剂论”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带有破除旧体制的积极意味,今日声言宽容腐败,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反腐任务、官民关系只能起到破坏性作用。全社会均须对这种谬论及其变种保持警觉。一切有良知的人士与其绝对是“水火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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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哲宇

杨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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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总编辑。宁要智慧的痛苦,不要蒙昧的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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