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学界对改革尚存预期。如何应对之，对于新一代执政者来说，将是艰巨而微妙的课题
　　即将到来的2012年，中国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中最敏感阶段将相共振：中\共领导层将完成新老交替，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历史性地步入平缓阶段。前者要求“无摩擦过渡”，但是，后者的来临，使以往被经济高增长掩盖的众多矛盾、问题集中发作。指望经济基础不打搅上层建筑，并不现实。何以解忧？惟有改革。对此，政、商、学界尚存预期。如何应对之，对于新一代执政者来说，将是艰巨而微妙的课题。

　　本期《中国改革》封面专题即聚焦双周期间复杂关系。吴敬琏、张卓元、汪玉凯、陈志武四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近些年来改革滞缓的原因及对策。他们的共识是，经济问题已不能纯然在经济领域内求解，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多年来坚定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鼓与呼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长篇访谈中提出，当前改革最紧要的问题是搞好“顶顶层设计”，即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应该重新确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即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

　　本期“财新圆桌”亦围绕同一主题展开，来源于不久前举行的财新峰会的一次午餐会。有交集，有商榷，有补充，论点精彩纷呈。

　　“温州跑路事件”似一声刺耳警报，其挑战自不限于财务安全，在双周期共振的大背景下，它对曾行之有效的出口拉动战略及相伴随的金融体系提出了严重的质疑。财新《中国改革》记者赴当地深入调查，相关商界人士和学者也一起来把脉“温州病”。

　　改革滞缓原因复杂，但那些“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的官员难辞其咎。人们自然怀念留下丰厚“改革红利”的领导人。《朱 镕 基讲话实录》获得了出版者始料未及的成功，这从反面表达了公众对新一代领导人的预期。一位特殊的读者化名写就一篇读后感，应能引发读者共鸣。

　　2011年充满了历史的讽喻。陆南泉在《苏联痛失的改革机遇》中历数那个蜕化为特权集团的苏共“新阶级”，如何因一己私利而冥顽不化地冷对国民期待，最终轰然倒塌。而《熟知未必真知》一文则还原了辛亥革命的若干真相。

　　不可谓满清和苏联完全拒绝变革，只是过于迟钝、畏缩、缓慢，这必将耗尽国民的耐心。如果说历史已成云烟，“阿拉伯之春”则给残留的“老禁卫军”、新生的“义和团民”和现存体制的不少食利者上了一堂生动的形势教育课。请读本期《阿拉伯之春”是怎样降临的》。

　　用过来人的话说，外观大势，内审舆情，人心所向，天命可知。

本文来源于财新《中国改革》 2011年第12期 出版日期2011年12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