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社会共识、重塑国民伦理，起点均为开启民智
 
　　本期《中国改革》付梓之时，正值纪念辛亥百年之际。革命是维新无路时难以避免的结果。严复早在戊戌维新时就提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可惜清政府在这三方面均不及格。凝聚社会共识、重塑国民伦理，起点均为开启民智。其时鼓吹开民智最力者当数报人，媒体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正在于此。

　　如今，开民智这个课题远未完成，毋宁说更加重大和紧迫。开民智在某种意义上有赖于开官智。一组有关网络时代的治道之变的文章成为本期重头。改革开放之初以一篇《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引起强烈共鸣的祝华新提出，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其文梳理众多案例，所提对策可谓苦口婆心。政治学学者任剑涛探讨了微博参政助推执政方式变革。“不是要社会适应权力已经形成的支配惯性，而必须转变为党政权力适应社会变化的合作共治局面。”堪称醒世恒言。舆论学者喻国明一向出语平实，但在分析如何看待和构建微博的社会影响力时，他提出，不要用“文革”的手段或“文化原教旨主义”逻辑去对待微博中出现的不太符合官方口味的内容。语气不无激越。这组建设性的文章有助于消除某些官员对网络新闻、网络民意的疑虑。

　　开民智的前提是知真相。前不久，纪念历史决议30周年座谈会举行。会上，有专家指出，应公布1949年以来重大事件的档案，让国民完整准确地认识当代中国史。国民对历史的认知不应停留在官定教科书的水平。全国政协常委、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谈了自己学习历史决议的若干体会。他重申，必须守住彻底否定“文革”这条底线。高尚全、宋晓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重病在身的历史学家高华应本刊之邀，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长篇访谈。这位擅长从公开史料中理出历史脉络的卓越学者深入分析了“革命叙述”的兴起，这些思考显然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的延伸与深化。

　　开民智还需有全球视野，力避“天朝心态”。有关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议论很多。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道格拉斯·艾略特举出的有利因素“前人之述备矣”，值得重视的是其对于上海不利之处的精辟分析，令人不能不思考究竟何者为本，何者为末。

　　康菲溢油事故至今已有三月，但处置相当不力。董良杰先生超越肤浅的道德义愤，以国际视角，专业地分析了溢油有多少、环境损害有多大、环评和决策教训何在等问题，使人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中国海洋监管弱不禁风，相关法规漏洞百出。

　　康德曾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己的不成熟状态。启蒙时代还远未过去。

本文来源于财新《中国改革》 2011年第10期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