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方家指出，胡舒立之所以成为著名财经记者，主要得力于人物访谈。只要读读她早期作品《改革没有浪漫曲》和《新金融时代》，便可知此言不虚。其实，她率领的团队能取得今日之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力于人物访谈。这本《舒立对话：未来十年是谁的游戏》可以作证。

这本书收入了胡舒立团队过去10年来对国内外政治、经济风云人物的采访录，全部以问对形式呈现。不知是必然抑或偶然，这10年的头尾，全球都在忙于应对危机：起于亚洲金融危机，终于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然而，在此冷峻甚至萧瑟的大背景下，虽然改革开放渐渐减速，但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就是不争的事实。胡舒立和她的同事们始终密切关注着国内外的政经动向。一俟机会成熟，便毅然出击。这些作品虽然全部在原《财经》杂志和现今的《新世纪》周刊和《中国改革》上发表过，但是，今日集中读来，十年风云重新在眼前舒卷，可令读者鉴往知来。它也是探究这支团队成长史的案例集。对于有志于提高采访能力的同行，特别是初入行者，这本书还可作为采访范例。

在正确的时间，找到正确的对象，提出正确的问题，新闻采访似乎仅此而已，但是，欲同时满足这三个“正确”却谈何容易？非德、识、才兼具者不能为。这本书鲜明体现了这支团队长期追求的专业主义精神和独立的立场。这既体现在对所采访专业的深入了解，也体现记者“自由而负责任”的职业规范上。这是对话力量的真正来源。

翻阅这本书，不难发现，对话总是在恰当的时候举行。比如，2010年5月，在金融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专访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在去年人民币汇改重启后不久，专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局长易纲；在所谓“汇率战”甚嚣尘上之时，专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时机的捕捉，反映了这支团队的新闻敏感和判断力。而对话者名单堪称豪华：保尔森、布莱尔、陆克文、竹中平藏……正像北大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所言：“她（胡舒立）总能在每个重大的经济事件或者政策变动的时刻，采访到最权威的知情者或者解释者。”

或许有人会说，这无非是交际能力强一些罢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对话的高度取决于问答双方的思想深度。采访者至少要能够认真倾听、准确理解被采访对象，更高的境界则是双方惺惺相惜，引为知己。在这本书中，虽然被采访者均为政经风云人物，是在各自领域内极富影响的决策者或思想者，同时，认真的读者不难看出采访者也具备一定的思想积累。话题的选择、问题的设计、现场的发挥，均基于提问者平素的观察和思考。可以说，每篇作品都由敏锐、到位的提问引领，虽然记者很少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隐含在文字后的记者见解是不难领会的。可能正是基于此，书名未用“访谈”，而是冠之以“对话”，读完全书，相信读者会赞同这并非僭越。

对话的力量还来源于记者立场独立，价值观一以贯之。在权贵面前“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记者有之，动辄声言“我的朋友某某某”的名记有之，但是，舒立和她的同事不会这样。有个小细节可作佐证。当《纽约客》记者采访舒立时，也曾提到她数位位高权重的友人，胡舒立简洁地回答：“他们把我看作记者。”在这本书中，记者平视要人，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这一气质弥漫于字里行间。

作为书中有些篇章的责任编辑，我不妨透露一些“内幕”。做一篇成功的谈谈不啻一项浩大的工程。如果不是突发事件，一个选题的操作周期通常较长，有的长达数月。“问题单”的拟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舒立牵头，相关部门的编辑、记者会查阅卷帙浩繁的资料，拟出初步提纲，采访团队再精益求精，不断完善。敲定后，有时会发给被采访对象，征求意见。当然，采访时，记者尽可根据现场情景自如发挥。不过，提出的问题毕竟为采访成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成稿的过程也是倍尝艰辛。初稿由编辑确立整体框架，并精心修改。舒立要求极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关键的提法更是一丝不苟，常常需要一改再改。直到付印，还会有所更动。任举一例。对东京证券交易所社长齐藤访谈即将付印时，舒立突然发现，齐藤所说世界主要交易所的交易额与世界证券交易所协会公布的数据不尽一致，就连夜请日本实习生专门核查了几个数据。

对话是人类表达、交流思想的古老方式。《论语》、《孟子》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情感方式，柏拉图对话集则是西方智慧的宝库。本书自然不可能达到如此经典的高度，但是，相信未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人们是不会轻视它的思想史价值的。它还会有源源不断的续集。曾巩曾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治史者如此，新闻人又何尝不如此？新闻作品并不注定是易碎品。